好不容易熬出了月子，母亲开始接受我小耳朵的事实。可她怎么也想不通的是，孩子小耳朵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问身边的医生朋友，他们也没给出确切的答案。母亲虽然想不通，但该面对的终究还是要面对。
小耳朵究竟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，母亲当年一无所知。她只能在抚养我的过程中，不断地观察、试探、摸索。
比如，她想知道我小耳朵还能听到声音么？另外那只好耳朵听力是否正常？她听从奶奶的建议，拿个小铃铛在我面前轻轻地摇，铃铛发出叮铃铃，叮铃铃的响声，母亲发现我对铃声有反应，声音在哪里，我的眼睛就看向哪里。母亲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高兴极了，但怕是巧合，又反复试了几次。母亲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，心中庆幸这孩子还不聋，虽然只有一只好耳朵，能听见声音就行，比完全听不见强多了。
母亲不知道小耳朵是否还会影响我身体的其他功能，人们经把聋哑连在一起，母亲担心完听力，又开始担心我能不能说话，会不会是个哑巴。我当时还小，没到说话的年纪，可母亲心急，想早点知道。奶奶经验丰富，她给母亲出了个主意，打算通过听我的哭声来判断：如果哭声是憨憨地啊啊声，那孩子就是哑巴；如果是哇哇地有回响儿 ，那孩子就不是。
奶奶的“土办法”到底准不准，母亲也有点怀疑，但当时确实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，于是母亲就眼一闭、心一横，在我娇嫩的小屁股上狠狠捏了一把，我哇地一声就哭起来了。奶奶听到我的哭声洪亮有力，哇哇地哭得很带劲儿，便安慰母亲说孩子没事，不要太担心，她应该能够说话。
听奶奶这么说，母亲的心也宽慰了不少，但愿奶奶的方法是准的，但愿我能够正常说话。母亲又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，直到我开口说话，发音清楚、口齿清晰，母亲算是松了一小口气。
除了担心我能不能听见声音，能不能说话这些外，母亲还担心我会因为小耳朵而被别人笑话。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的小耳朵，母亲买了很多帽子，不同颜色，不同款式，不同季节的，特别讲究。
每次出门前，母亲都会给我精心打扮，头上点个红点，再戴顶漂亮的小帽子，顺便把我的小耳朵遮起来。领出去玩，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。所以从小我就有好多帽子：毛线帽、遮阳帽、小花帽，后来妹妹出生了，这些帽子她也会接着戴。
随着我慢慢长大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头发长了需要修剪，这剪发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母亲的肩上。她怕带我去理发店暴露了小耳朵的秘密，就自学剪发技术。母亲聪明学得快，加上在我身上练手多年，她不仅剪得好，还自学了烫发，下班后经常给同事烫。母亲手艺好，又只象征性地收个成本费，以至于有段时间，那些阿姨一下班就来我家，排队等母亲剪头烫头，家里经常弥漫着烫头发用的药水味。因为一直是母亲在家里给我剪头发，所以十八岁之前，我从未进过理发店，也不知在理发店剪头发是什么感觉。
每每到了过年，家长都要给孩子买新衣服、新玩具，家里有女孩的，还会买头花。女孩们戴着红色的粉色的，漂亮又喜庆，可这种喜庆我只有羡慕的份儿。
有一次路过卖头花的摊位，我眼巴巴看看头发舍不得走，任凭母亲如何催促，我都无动于衷。母亲看出了我的小心思，也意识到女儿长大了有了爱美之心，她就拉着我回到小摊上，让我自己选。摊位上的头花实在太多好看的了，我看花了眼，母亲就帮我选了一个，戴在我头上说：“瞧，我们家姑娘多俊。”
我虽然不能像其他女孩子扎辫子，但母亲也会有自己的办法。她在我头顶上取两撮头发，编成两条细细的辫子，再绑上从小摊买的头花。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也带上了头花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跟吃了蜜一样。我一会在原地转圈圈，彷佛自己就是天底下最美的小仙女；一会又连蹦带跳地到处乱窜，要不是有地球引力，我想自己都能飞上天，一直到晚上睡觉都不肯摘下来。母亲就这样用自己的智慧默默地守护着我的小耳朵，守护着我内心小小的自尊。
父亲也不例外，虽然他平日工作很忙，但也会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呵护着我。
听母亲说，从我上幼儿园到上小学，父亲都会提前去学校给班主任老师打招呼，拜托他们多照顾我，生怕我在学校受歧视，挨欺负。尽管父亲工作很忙，学校的家长会他从未缺席，有时候老师找父亲帮个小忙，父亲都会积极帮忙处理，从来不敢怠慢。我当时想不明白，后来我才懂了这些都是父亲的苦心，也是父亲心里隐忍不说的痛。
我当年读的是炭素厂区的子弟小学，与小学相隔不到两百米就是厂区的中学，厂区里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基本都会继续在厂区念初中。而我小学毕业前，父亲却在张罗着让我去别的初中念书。
那段时间，父亲收集了很多学校的招生简章，不停地和周围朋友打听市里其他中学的情况。尽管周围很多朋友对父亲的行为都不理解，也劝过父亲，初中就是一个过渡，又不是高中，去厂区的初中上学就行了。况且周围的孩子都是去厂区初中念书，何必这么大费周折呢？
周围的质疑声不断，并未让父亲退缩半分，他听说有家私立学校花高薪返聘了一些退休的教师，师资力量不错，很多老师曾在市里很有名的初中任教。父亲听了很心动，便带着我去学校参加了入学考试。
考试还算顺利，入学成绩出来那天，父亲看我过了录取线，很开心，连连夸我争气。可回家的路上，父亲的笑容渐渐消失，好像有心事。
父亲回家后也没歇着，拿着存折直奔银行。路上偶遇他的一位老友，人家看到他急匆匆的，忙问道：“三哥，你这急得满头大汗，要干啥去？”
父亲说：“这不孩子刚考上了私立中学，需要交学费，我现在去银行取点，可家里没那么多现金，学费不够正愁呢！”
“三哥别急，孩子上学的事情可是大事，还差多少，我去取！”父亲的老友说完就去筹钱了。
有了父亲这位老友的帮忙，我的学费算是凑齐了，整整八千块。父亲将现金放在衣服的内侧兜里，小心藏好，骑着自行车载着我直奔学校。
那是一九九六年，八千元的学费实属不低，如果我去厂区的初中上学，这笔学费是完全可以省下来的。可父亲宁愿掏出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，没有犹豫毫无怨言，只为能尽自己最大努力，让我尽可能受到较好的教育。
后来母亲告诉我，父亲费尽心力送我去私立学校念初中，更多的是一种补偿，在父亲心里，他始终觉得愧对自己的孩子。让我接受好的教育，算是通过这种方式对我小耳朵的一种补偿，也让他这个做父亲的心里能好受一些。
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位小耳朵孩子的父亲，一位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的父亲，一位拼尽全力想保护和帮助自己孩子的父亲，他总是在背后默默地以他自己的方式，竭尽所能。
所以，作为小耳朵孩子的父母是多么不容易啊，要多操一份心。